内容提要 对1933～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様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雑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単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両国之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変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変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外交戦略之成败前景的展望，成为当局者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帯来了蒋汪両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岐，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关键词 中日苏关系 外交 蒋介石 汪精卫 1930年代 攘日 制俄
关于1933至1934年间的中国对日对苏外交，目前已有不少论着有所渉及，为学界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发[1]。但不足之处是，在考察的角度上或者偏于对苏，或者更多地偏于对日，而缺乏对中日苏三国关系设身处地的整体性考察；在観点上，则或者単纯强调这一期间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反苏反共的一面，或者単纯强调他们在外交政策上倾向“联苏制日”的一面，而忽视其多种侧面的同时存在并对此作出全面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此外，对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导者蒋介石、汪精卫的相互关系，论者较多地强调両人之间的合作的一面，对其对立的一面，也仅是従争権夺利的角度谈原因，而忽视二者在国际情势与外交方针上的分岐。
本文试图以新的探索来弥补这些不足。重点是：根据蒋介石档案等史料，综合性地考察蒋介石此期的中日苏关系観和对日对苏戦略构想，并在此基础上掲示此期蒋汪分岐的另一个侧面[2]。
话要従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蒋介石对中国外交的基本考虑说起。
一、蒋介石对中国外交戦略的基本考虑
1929年7月，蒋介石在北平両次发表讲话，掲示了他作为中国领导人对国际政治与中国外交戦略的“最重要的観点”。其内容可以帰纳为以下四个基本点：
一、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处于一损倶损的连帯关系之中，中国目前对之不可能全部打倒，更不可能同时打倒。对中国来说，要推翻帝国主义，达成完全独立，最需要的是“有适当之机会，又能利用机会”。抓住机会则事半功倍，丧失机会则徒労无益。
二、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对立与相互矛盾，势必引发新的国际戦争，尤其在英美日之间及苏日之间，这种趋势最为明顕，而中国则是其冲突的焦点。国际戦争之再起即是中国的机会，帝国主义者互相残杀之时即我中国独立奋发之日。
三、机会之到来，远则15年，近则随时可能。机会到来之前，中国应専心致力于国家统一与国力建设，机会到来之后，中国应善于利用国际矛盾。
四、不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国际政治方面，“不戦而屈人之兵”之古训均为最高戦略[3]。
蒋介石的上述基本构想，对考察本文的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个基本构想把机会届临之前的时期视作中国的“准备时期”，强调中国在此期间必须忍辱负重。同时指出：中国的机会因国际戦争必至而必来，故不必为一时失败而悲観絶望。这里，前者従忍耐的必要性提出了拖延戦术的重要性，后者则以胜利的必然性而说明了拖延戦术的正当性。
第二，这个基本构想以目前不可能全面打倒及同时打倒帝国主义为理由，主张中国外交应在一定的时期把矛头集中于一定的帝国主义国家。
第三，这个基本构想基于“不戦而屈人之兵”的最高戦略，认为在处理对外问题时，外交活动特别是对国际矛盾的利用应重于军事决戦，这一利用不仅因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而别无选择，且必定成功。
最后，这个基本构想把国家的统一和国力的建设视作洗雪民族耻辱和达成国家独立的前提，其中隠含有对内问题优先于对外问题的判断。
以上四点，可以视作蒋介石外交戦略的基础。従整体上看，1931年“九一八”事変后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観与对日对苏方针，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先通过对中苏关系的简略回顾，分析一下中苏矛盾的特殊构造与国民政府当局在对日对苏关系上的両难选择。
二，中苏矛盾的特殊构造与国民政府的両难选择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是在“粉砕苏联、中共赤化阴谋”的口号下，通过1927年发动的“四一二”政変成立其南京国民政府的。因此，尽管此前蒋介石曽长期执行过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并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期间同苏联有过亲密合作的経歴[4]，“四一二”以后的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还是公开以反苏反共为旗帜，而苏联也通过共产国际及作为其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把打倒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作为中国革命的当前目标，双方因之进入了低死我活的敌对状态。1928年6月占领北京后，随着南京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蒋介石等中国决策层同苏联之间，除原来以国共内戦为中心的国内政治冲突与意识形态对立外，在外交问题上，也围绕外蒙问题和中东路问题，同苏联展开了激烈的主権与国益之争，其间，中苏终因中东路武装冲突而于1929年7月断交。
因此，中苏矛盾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对立与国家利益冲突相互交叉、内政危机和外交危机融为一体的特殊构造。正是由于这个特殊构造所造成的特殊背景，1931年“九一八”事変后，如何处理对日对苏关系，一直是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一个両难选择。其理由，可以概括为以下3点：
第一，尽管中日关系陥入危机，中苏之间不仅在外交上围绕外蒙问题与中东路问题的主権对立依然存在，在内政上，由于苏联与共产国际对中共推翻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革命戦争的指挥与支持，蒋介石等决策层对苏联的憎悪与戒心也并未减少。与此相应，对苏接近将导致外丧主権、内促“赤化”的看法，也継续深深植根于他们头脳之中。
第二，蒋介石及南京政府视英美与国联为解决中日纷争的最大依靠，而其时苏联却正同英美、国联处于敌对状态之中，反苏潮流也正在全世界泛滥。因此，蒋介石等决策层判断：对苏接近必将导致丧失国际同情。
第三，蒋介石等决策层担心中苏接近将造成对日本的刺激，加之日本其时正以“反苏反共”而美化自身的侵略，因此，他们忧虑中苏接近会増加日本的口实。
在上述三大理由中，第一个理由是基于对中苏外交悬案与国内政治的顾虑，第二个理由是基于对国际政治的顾虑，第三个理由是基于对日本的顾虑。由于这三种顾虑，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把苏联因素看成是一把双刃剣。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虽然改善中苏关系确有牵制日本的作用，但是，因为中国本身也在内政外交诸方面同苏联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因为中国所依靠的英美与国联也同苏联存在着尖鋭的对立，再加上刺激日本与増加其口实所伴有的风険，中苏接近不仅是有得有失，而且很可能得不偿失。
在这种観点的引导下，在“九一八”后的中日危机中，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一边试图防止中苏关系継续悪化，一边则坚持对苏回避方针，既不复交，更不联苏。作为对这一方针之基本根据的解釈，1932年1月10日，暂时处于下野地位的蒋介石，曽结合反对陈友仁（孙科政権外交部长）对日断交的理由，従中、日、苏和“国际”四者之联锁关系的角度，下了这様一个断言：“如对日絶交即不能不对俄复交，陈提此案，众皆不察，且多数主张絶交，是诚国家最大危机，此时我国地位若戦而不宣，尚犹可言，如絶交即为宣而不戦，则国必危亡。以对俄复交，则列强对我不但不助，而且反而助日。故东三省问题未决以前，如对俄复交，则不止断送満蒙，是乃断送全国”[5]。
这一方针在整体上一直坚持到1932年10月。期间，蒋介石的有关観点与指示，反映了国民政府处理对日对苏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对于日苏矛盾及可能爆发的日苏戦争，中国应在维持中立的前提下临机运用[6]。这个原则说明，和当时主张“联苏制日”者对日苏冲突的期待感相反，蒋介石等中国当局者十分担心日苏戦争可能给中国帯来的副作用，即中国领土被化为戦场、中国本身被巻入戦祸。特别是在日本以“反苏防赤”为侵华借口的背景下，他们还深深忧虑“国际同情”将因日苏戦争爆发而转向日本[7]。
第二个原则是，“对俄外交当不能放弃外蒙；对日外交则不能放弃东三省”[8]。这个原则说明，尽管解决对日问题需要广泛争取国际支持，但在最根本的领土主権问题上，蒋介石等决策层并不愿因处理对日危机而向苏联譲歩。
第三个原则是，“对日力求形势之缓和，而一面则积极准备抵抗。对俄先灭赤匪，然后准与复交”[9]。这个原则说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不论处理对日问题还是对苏问题，都是以其先安内后攘外的基本国策为出发点的。其中，在对日关系上，为优先安内而力求外交缓和；在对苏关系上，则以先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为前提。
三、“以与俄有关系之点研究打撃方法”
1932年10月5日，在日本正式承认“満洲国”和苏联为对日缓和而呈现事实上的追随承认迹像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被迫放弃对苏回避方针，决定对苏无条件复交。在导致这一决定的原因中，与通常所认为的“联苏制日”的考虑相比，阻止苏联亲日疎华的需要似更为主要[10]。但是，自作出这个决定的10月前后，経1932年12月12日正式对苏复交，至1933年早春走向高潮的热河危机与长城抗戦，有三个重大因素促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向积极方向转変对苏态度。
首先，是英美、国联与苏联相互关系的新动向。1932年9月前后，国民政府获得了“美国渐有承认苏俄之势”[11]的情报。紧接着，国联调査团10月2日公布的“李顿报告书”，在谈到苏联时提出：“苏联在満洲之挙动及在中东路曁中国国境外北部及东北部领土上之重要利益，均不容忽视。故解决満洲问题时免忽略苏联之重大利益，则此项解决必不能持久，且将引起将来和平之决裂，事极顕然”[12]。上述情报与観点给蒋介石等决策层帯来了重大的影响。因为，如前所述，“对苏接近与国际同情不可兼得”的観点，一直是束缚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紧箍咒之一。但是，现在美国自身有改善对苏政策的意向，国际联盟的调査委员会也如此明白地表了态，国民政府决策层对“丧失国际同情”的担心因而减軽。仿佛要加强他们的信心似的，在国民政府作出复交决定后，在国联“有邀请美国及苏联加入19国委员会会商之建议，益使恢复邦交之得计，顕而易见”[13]。在邦交正式恢复后，1933年2月，国联又邀请美国及苏联参加其新设立的协商委员会。这使蒋介石等当局者认为，苏联已成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挙足軽重的势力，在中日纷争中苏联对美英等大国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4]。
其次，是日本对中苏复交的激烈反应。中苏复交的第２天，日本外务省正式拒絶了“九一八”以来苏联反复提出的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15]，并对中国不顾“赤化”危険而对苏复交“所给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表示忧虑[16]。同日，日本陆军当局指出国民党靠苏联的援助而有今日之势力，苏联也通过支持中共军队而加强了“赤化中国”的基础，强调日本对此“必须予以特别的注意”[17]。15日，日本外务省在记者招待会上称：“中苏复交对日本殊非善事，両个威胁世界和平之国家相互提携，日本则直接面对他们的枪口”[18]。日方的这些激烈反应，使蒋介石等人认为中苏复交撃中了日本的要害[19]。
第三，是热河危机与长城抗戦背景下外交上的紧急需要。以1932年12月的山海关事件为契机，日军継侵占中国东三省后，矛头指向热河，使中日关系陥入了新的危机。面对这个危机，1933年1月20日蒋介石指出：“近日思剿匪与对倭二者，谓必舎其一而専对其一。如専对倭冦则恐如明末之匪乱以致覆亡。……惟以天理与人情以及内外之现状以定軽重缓急之处置，则冦患已深而匪患尚小，明知其匪患无穷亦知非先安内不能攘外，但彼倭患已急不可待，决不能予我以安内息惴之机，故不能不对匪放寛一歩，或可望其天良未泯尚有一线民族意识，在攘外大义之下，不敢冒大不讳以破壊国策，出卖民族，亦未可知。但其希望亦甚微焉。総之，匪患尚能控制収放自如，主动在我，故今日之事应以对倭为先也”[20]。这表明，蒋介石虽以先安内后攘外为理想的顺序，但当外患之急使之无法按理想顺序进行时，则也不惜暂时反其道而行之，以对应外患为先。与此相应，如同在此前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中所已证明的，虽然蒋介石认为日俄両国都是中国之外患，但就整体看，基于“倭患急而俄患缓，但俄患大而倭患小”[21]的基本観点，当“倭患”之“急”尚停留于蒋介石能忍耐的限度之内时，他就优先従“患之大小”的考虑出发，为“一意剿赤”而取“近苏不如近日”之策；当“倭患”之“急”超出蒋介石能忍耐的界线时，他就优先従“患之缓急”的考虑出发，为缓和“急患”而被迫接近“缓患”。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推动下，中苏复交以后，蒋介石在一段时期内，对中日关系中的苏联因素作出了很明顕的正面评价。1932年12月13日即中苏复交的第２天，他分析说：“中俄复交，昨日在日内瓦正式解决，今日各方竟至骇然。此着既能如期实现，则雪耻之基更増一层矣”，“长江北岸共匪既告段落，对俄又复交，自反歩骤未乱，如持之以恒，则报国有日矣”[22]。12月15日，湖南省主席何键致电蒋介石，对中苏复交质疑道：“黙察国内与国际情形，深恐国人原有见仁见智之异，难免滋生疑义，而英法等国或更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根本冲突之故克益増袒敌之决心，利未见而害先行，危惧实甚”[23]。蒋介石立即回答说： “复交后国际空气大変，裁兵会议英国譲歩是一特征，我国外交新局面必可従此打开，决无弊害”[24]。1933年1月4日，蒋介石指出：“倭既得伪満，本已自足，惟惧大戦将起，防我乗机报复，故急欲强我屈服，以为与国，共防苏俄，而又惧苏俄与我联合，故强我屈服之意乃愈急。敌之所最惧者，即我之最有利者也。敌之所欲急者，即我之所欲缓也。对倭当于此中求得其关键”[25]。1月17日，他进一歩指出：“倭之所最忌者为我联俄及派兵入热河二事，而其志在得热建筑要塞，以防中俄联合而备将来共同对満作戦也。我第一歩对俄复交，乃与以第一打撃，派兵北上，使其不能垂手得热，乃与以第二打撃。総须以与俄有关系之点研究打撃方法，先使其精神感受威胁然后再与谈判”[26]。2月以后，日军在占领热河省后，在长城一线与中国军队展开激戦，直接以武力威胁平津等华北心臓部。国民政府积极向英美法诸国争取“国际对日制裁”，但遭到英美法的拒絶。这一结果促使蒋介石及南京外交当局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3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驻苏大使颜恵庆，令其向苏提出以下“愿望”：
一、防止日军攫取或购取或以其它非强暴手段取得苏联在北満之利益。
二、以有効方法制止日军干预苏方在北満之権利，尤以中东路为最。
三、不予伪国以事实上或法律上之承认，并因此不承认伪国或日本之领事及其派充中东路之职员。
四、若华北发生大规模之戦争，与我方以物质上之援助。
五、当我国与日本断絶国交之际，召回苏联驻东京之大使。
六、于适宜时期赞助并采行对日之経済制裁。我方之政策，厥为民国13年协议[27]，在中苏关系中必须认为有効，我方愿诱勧美国承认苏联，因此望中、苏、美三国对中日纠纷全力合作。
最后，电报还表示：“我方欲与苏方在此议订互不侵犯条约及商约” [28]。
接着，3月26日，蒋介石在与汪精卫的谈话中提出了“谋中美苏之联合”的主张，称：“就外交観察，欧美此时皆有不能顾及东北问题之势，倭俄冲突，终无定时，我国不能不期待时日，以为乗机観変之地，但恐国内反动者不谅解耳。吾意对外除自强外，首当谋中美苏之联合，次在缓和徳意对我之态度，以松弛其对日之勾结”[29]。他还指出，过去中苏关系的悪化，是“醸成今日内外交迫之局”的重大原因之一[30]，并强调：“余料各国与倭最先开戦者乃为苏俄，以倭逼迫苏俄已甚，而倭又欲藉此以缓和英美也。故苏俄虽欲避戦又不可得矣。若俄倭重行开戦，倭必灭亡，吾能自强当可立国也”[31]。
四、对日妥协与对苏冷淡
但是，尽管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中苏复交后对苏联的评价转向积极，并期待苏联能幇助中国抑制日本的侵略，苏联的对应却再次使他们失望。这是由苏联对华对日的基本政策所决定的。
“九一八”事変后，苏联认为“对华戦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故抱有强烈的危机感[32]。然而，为了争取对日戦备的时间，苏联政府一面声明采取中立与不干渉方针，一面实际上对日本采取了譲歩和妥协政策，既同意其控制下的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还接受伪“満洲国”派遣的驻苏领事，而且従1931年末起反复向日本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33]。在日本于中日复交后拒絶了苏联的要求以后，苏联仍然“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与日本之间“未发生任何不愉快之事”[34]。
相反，在对华政策上，苏联的做法充満了矛盾。具体言之，它一方面同情中国，并在某些问题上对中国有所幇助，以期中国奋起抵抗而牵制日本；総一方面，除在外交上継续搁置事关中国主権的中东路问题和外蒙问题外，更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一系列特别触痛中国当局神経的指示。这些指示一面要求中国人民为武装保卫苏联而对日抗戦，一面却不顾抵抗外敌的基本前提是国内团结，再次强调“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戦争胜利的先决条件”[35]。遵循这些指示，当时处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中共领导，不顾“九一八”事変后国内外矛盾的変化，实行了一系列极左政策，脱离了当时的国情与要求一致抗日的民情。
総而言之，“九一八”事変后，苏联一面希望中国对日抗戦，一面自己对日譲歩；同时，一面希望国民政府改善对苏关系，一面継续坚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而优先推翻国民政府。这一对日对华政策在中苏复交后也并未改変。因此，在中国对苏提出六大要求后，苏联的对应与中方的愿望可谓背道而驰。譬如，3月27日中国驻苏大使颜恵庆访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强烈要求苏联参加国联协商委员会，并遵守国联关于在法律上及事实上不承认“満洲国”的决议。作为理由，颜向苏方指出：“贵国参加协商委员会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因中国会歓迎贵国合作，而且我覚得对苏联也有重要意义，因为日本将其纳入版图的不仅仅只是东北，而且还有苏联远东的领土”[36]。但苏联对此予以完全拒絶，并重申“厳格不干预远东冲突和恪守中立的政策”[37]。
其次，按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既定计划，中苏复交后对苏关系的“第一歩”应従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开始[38]，因此，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57次会议于4月5日通过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原则”，着手为缔结条约作准备[39]。但是，4月24日，日本驻苏大使大田为吉向苏方警告：“若苏中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日本舆论必认为苏联已坠入中国计谋而不能不攻撃苏方措施”[40]。翌日，塔斯社即秉承苏联当局意志，否认苏中之间正在进行缔约谈判[41]。大田大使就此向日本外相报告说，苏方本次挙动“毕竟是为取悦日本”[42]。
第三，这一时期，苏联除継续坚持接受伪“満洲国”派遣的领事，同意成立日“満”苏重勘边界委员会等“事实上的对満承认政策”外，竟于5月2日向日本提议把中东路出售给“満洲国”[43]。
最后，在苏联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指导下，左倾路线控制下的中国共产党在热河危机与长城抗戦期间也未改変以推翻蒋介石政府为抗日先决条件的方针，所以在国民政府抽出部分剿共军队北上抗日后，中共军队乗势对国民政府支配区发起反撃，客観上使政府军陥入両面受敌的困境。
苏联的以上这一切做法都和中国当局3月9日的对苏要求完全对立，因此都给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帯来了强烈的冲撃。其中，両面受敌的困境使蒋介石再次确认：不顾国内心腹之患而只图駆逐外寇仅为颠倒本末之空谈[44]。而苏联意欲出售中东路的行为，则使蒋介石认为，“苏俄既主使赤匪撹我后方，今又与倭妥协使倭逼我，是可知亲日亲俄二派皆愿为他人犠牲而至死不悟” [45]。在国民政府的指示下，5月14日，颜恵庆大使向苏联政府提出厳重抗议说：“苏联当局提议出售中东路所表示之意见，中国政府认为系表顕苏联政府完全无视条约义务，意欲与不合法组织缔结不合法之行为。按照1924年中俄协议大纲第9条第2节，苏俄政府允诺中国政府赎回中东路，而絶未允诺其它任何政府或势力可以取得该路；且据同条第5节规定，对于该路之前途，仅中俄両国能取决之，不容第三者之干渉，是苏联絶对无権将其在该路之権益，以任何方式，譲渡与任何方面。况协议大纲第4条，又明定両缔约国不得订立损害对方権益之条约及协议。……与苏联同签字于巴黎非戦公约之各国，对于武力造成之‘伪组织’，倶不予以事实上或法律上之承认；而苏联独将満洲之重要交通工具，遽尔譲渡与此项‘伪组织’，是不仅承认国际所不承认之非法组织，且予侵略国以积极之援助；此种计划，顕与苏联爱好和平之愿望，完全相反”[46]。
1933年3月至5月，正是中国継丧失热河后，长城抗戦亦趋向失败的厳重时期。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对英美与国联失望之余，不得不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刚刚复交的苏联身上，结果却是更大的失望。借司法院院长居正的话来说，“中俄复交时外交上的満心歓喜”，此时“成为一个极可痛心的幻梦”[47]。
“九一八”事変后，对日问题成为国民政府的最大课题。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悪化，以局部妥协换取中日缓和的主张本已逐渐上升为国民政府指导部的主流，但终未彻底付诸行动。其原因，用黄郛的话来说，除“对内専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外，主要是因为“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48]。现在，継对英美与国联的失望，苏联帯来的“极可痛心的幻梦”，终于给对“国际之援助”的“误信”打上了休止符。正是在这様的大背景下，国民政府以5月31日缔结的“塘沽停戦协议”为契机，正式转向对日局部妥协政策。在蒋介石看来，这一政策従根本上说是一种“外缓圧迫内图革新再造复兴之基础”的以屈求伸戦略[49]。为了确保它的成功，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内政上以“清除赤祸”与“充实国力”为根本[50]，在外交上，先于7月决定 ，以“一面竭力缓和暴日之武力圧迫，一面切实运用欧美之経済援助，双管斉下”为“救亡复兴之唯一方针”[51]，継于9月初决定：对日本除絶对拒絶割譲东北、热河及承认伪国外，在其它问题上适当周旋，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感情的行动与言论[52]。
由于中日苏三角的连锁作用，同“塘沽停戦协议”前“以对日为先”的考虑帯来了中国对苏接近的倾向一様，“塘沽停戦协议”后的对日局部妥协政策，由于其优先“清除赤祸”和避免刺激日本的必要，而恢复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苏冷淡的态度。
恰在此时，新疆问题和察哈尔问题的出现，对这种冷淡帯来了雪上加霜的影响。
1933年4月12日，新疆帰化军司令駆逐新疆地方政府首脳金树仁，邀请当时担任东路军前线指挥官的盛世才任新疆临时督辧。6月，継苏联在1931年10月与中国新疆省地方政府缔结损害中国主権的秘密协议之事浮上水面，盛世才在新疆实行亲苏政策，苏联正进一歩染指新疆的情报，接二连三地传到蒋介石等当局者身边。自此，新疆问题成为継外蒙问题与中东路问题之后中苏主権纷争的第三个焦点[53]。
所谓察哈尔问题则是冯玉祥在“塘沽停戦协议”后发起的抗日反蒋闘争。6月初事发以后，关于冯玉祥背后有苏联与中共之“指使”及参与的消息，频频报到蒋介石耳中[54]。
在旧怨未消的状况下，此両个新恨对蒋介石造成的刺激无庸赘言。7月7日，蒋介石再次强调“倭患急而俄患缓，俄患大而倭患小」的観点[55]。9月，在获得“关于苏俄对中国与东亜及日本之赤化计划与阴谋材料”后，蒋介石写道，“近日愤恨苏俄甚于倭冦，盖身受赤匪苦痛日深，益知苏俄之凶酷也”[56]。10月4日，他“预想第2次世界大戦后，俄国是否有力再侵我国”，自戒“对国际真友与真敌须确定”[57]。
恰在此时，日苏之间自8月以后，因中东路售价和“菱刈文书”问题[58]陥入紧张局面。为制约日本，苏联于10月主动向中国重提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问题[59]。国民政府对此却置诸不理[60]。苏联方面对于这种伴随对日妥协政策而来的对苏冷淡倾向是敏感的。11月13日，苏联驻华大使报告莫斯科说，“与是年夏对条约的立场相反，中国政府目前对条约表现出十分冷淡的态度”，“我们逓交我国草案已逾月余，可中国政府未做任何反应。我们认为拖延的原因是：１，我们提出的草案不能使南京満意；２，最主要的是，南京政府目前正同日本就下一歩政策进行极为重要的谈判，而且可能尽量利用似乎正在进行中的同我们的谈判与日本讨价还价”[61]。
値得注意的是，对妥协政策持反对态度的宋子文等强硬派，此时也对苏联非常不満。10月6日，宋在同苏联大使的谈话中强调：中国政府确切知道苏联正在援助山西省的苏维埃地区，这种行为阻害着中苏両国的政治接近；苏联的中立政策和出售中东路的行为也使本来对苏联抱有好感的中国舆论大感失望[62]。苏联大使也在上述11月13日的信中向当局报告说：“在他〔宋子文〕和许多中国人看来，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只有在成为抗日可靠保证的情况下才有价値。宋认为，我国对中日冲突所持的‘中立’对中国毫无好处，因为由于国力薄弱，中国无力抗日。此外，在可能讨论对苏关系时，中国政府人士中会出现关于中国苏区的问题，所以很清楚，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决定对第三国政府可能持何态度的条款上，而在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和适用于国内局势的条款上” [63]。
苏联大使的上述観察可谓一针见血。但出乎其意外的是，就在他提出报告的前后，美苏建交的新闻给国民政府内外帯来了强烈的震动。
五，汪精卫对“四线外交”论的否定
1933年10月10日，美国罗斯福総统向苏联建议就解决美苏外交悬案开始谈判[64]，11月17日，在日苏紧张加剧与中苏冷却持续之中，美国结束了长逹16年的对苏不承认政策，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
围绕这一国际政治的新动向，日本舆论表示了深刻的忧虑。譬如，10月22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晩刊予测说：“有关美国决定就对苏建交开始谈判的报道，势必对国民政府造成非常之影响，従而决定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方向。……目前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可一言蔽之谓一切向美国看斉。因此，一般认为，美国今次承认苏联，将成为国民政府再次转向亲苏政策的转机。此外，国民政府对美国趁日苏关系悪化之机承认苏联的事实，寄以巨大的希望”[65]。接着，在美苏正式宣布建交后，这家报纸在11月19日的晩刊上报道了日本外务省的以下见解：“由于美国承认苏联，苏联政府的对日外交方针也许会変得多少帯有一点挑戦性，而国民政府也很可能利用此机重新转向错误的抗日政策。日本对之必须厳加警戒”[66]。
日方的上述悬念并非杞忧。事实上，如前所说，由于苏联和英美之间长期的敌对状态，有关中苏接近将导致丧失国际同情的顾虑，一直是束缚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1932年9月获得的“美国渐有承认苏俄之势”的情报，虽然减軽了国民政府的顾虑，并对其后中国对苏复交与接近起了积极作用，但在予测完全成为事实之前，国民政府的顾虑并未完全打消。正因如此，“塘沽停戦协议”后，国民政府虽然冷却了对苏关系，但従长远考虑，还是“赞成美、俄接近趋向”[67]。所以，美苏建交的事实在国民政府内外掀起波澜，是理之所然。
首先従中国舆论界看，《东方雑志》刊文指出，美国对苏接近的主要原因是远东问题之紧迫[68]，而《大公报》则在11月23日的社论中论述说：最近的国际形势给中华民族帯来了某种机会。过去国际形势的最大特色是赤白势不両立。然而，今日代表赤白之美俄両大势力已経握手。此种赤白并存既证明了共产国际之赤化中国活动改趋消极，又象征着美俄形成了针对日本的新均势[69]。
与舆论界的这种観点相呼应，在国民政府内部，如时任外交部政务次长的唐有壬所指出的，“许多人――尤其是自命为通暁国际关系的人，看见美俄复交，以为远东的新均势成立，日本不敢谁何，我们大可以在这个局势下，苟安一下了”[70]。而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著名反共専家陈立夫，也在同日本驻南京総领事须磨弥吉郎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说：“日本若一意以覇道凌辱中国，中国即连稲草都要抓住不放，不管它是红稲草（共产党）还是白稲草（英美）”[71]。
在这个背景下，认为中国应抓住米苏建交之机密切对苏关系的主张也重新抬头。胡适就是一个典型。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世界新情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中指出：中国目前的外交方针应当是：不可放弃国联与国际，也不必与日本冲突或决裂。无论在平时或在急难时，中国的外交必须顾到四条路线：一是日本，二是苏俄，三是美国，四是国联（代表西欧与英帝国）。最上策是全顾到这四线，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要顾到四线中的三线。我们今日的情形，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若因为怕疯狗，就连朋友都不敢交结了，那就不够资格做朋友了。苏俄的国际理想主张与新大陆的国际理想主义，加上国联的理想主义，这三大集团的结合，应该可以有一种有力的国际和平的主义出现[72]。総之，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虽对“塘沽停戦协议”以来行政院长汪精卫具体主导下的对日妥协外交表示一定的理解，但在整体上，则强调要改変这种只重视改善对日关系的単线外交，而利用美苏建交后的国际新形势，积极开展包括苏联在内的“四线”外交。
胡适当时只是学界中人，但自1933年3月以来，国民政府継邀请他出任教育部长、驻徳公使，此时正勧说他担任驻美公使。这说明他尽管没有一官半职，在社会上与政府内却有很大的影响力与代表性[73]。
然而，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国民政府外交当局并不赞同胡适的主张。
“塘沽停戦协议”以后，随着对日妥协政策的确定，国民政府外交人事也作了调整。反对妥协政策的罗文干、宋子文先后被迫辞去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职务；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兼任外交部长，在其麾下，唐有壬以外交部政务次长负责日常事务，黄郛以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身分统括华北地区的对日关系。这一被称为“汪唐黄体制”的外交当局，强烈否定胡适所提唱的包括苏联在内的“四线外交”论。其理由很清楚地反映在汪精卫对驻苏大使颜惠庆所提建议的拒絶和对胡适主张的反驳之中。
1933年11月15日，颜恵庆致电外交部，以“日俄邦交悪化，苏联容或对我透露接近之意”为由，建议与苏联建立更密切的关系[74]。汪翌日即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对此表示否定，说：“如日俄开戦，日胜东北固非我有，俄胜亦不外在东北或华北设苏维埃，其为患将甚于江西，且日必首先迫我决定态度。倘我有助俄意，日必先以武力占我华北，故在英美态度未明以前，我只宜中立” [75]。
11月22日，汪精卫更致函胡适，以“甲、乙、丙、丁”代替胡所说“日、苏、美、国联”，对胡主张的“四线外交”予以直接驳斥说：
甲国与乙国打架之前，甲国必首先要求我国表示态度。我国幇他幺，无此情理；不幇他幺，立刻占领华北及海口。甲是预备陆军350万人来打仗的，300万对付乙国，50万对付我国。要之，在乙未胜或未败以前，我国已経一败涂地。
以甲对乙，胜负未可知；以甲对乙、丙、丁，则乙、丙、丁之胜利是必然的，我们何惮作比利时呢？
但是我国的経済大势，百余年来，由北移南，通商以来，更移于沿海沿江。如今戦争，是経済戦争。以现在我国的军队，若无経済供给，留驻于沿海沿江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傀儡政府；退入西北内地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土匪。换句说话，絶不能做到比利时，因为没有他那幺纯粋简単。那幺，即使乙、丙、丁幸而戦胜，我国已成一团糟，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76]。
11月29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在肯定美苏建交足以促成日苏对立后，一转话头说：“与其打锣求救而救兵终不到且因打锣更足引敌之侵略，孰若困守待援之为得计”[77]。换言之，他依然要求坚持贯彻“塘沽停戦协议”后不和第三国合纵连衡的方针。
汪、胡间的论争此后也以书简往返形式持续了一段时间。総结双方论点，胡适虽不反对回避中日冲突与决裂的缓和政策，但主张于此同时还应利用美苏建交后的国际新形势，积极展开其它三条路线特别是对苏联的外交。其背后，是对将来美苏与国联援华制日可能性的信念。与此相反，汪精卫认为即在美苏建交后，中国仍然应専念于对日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在其它三条路线上则以无所作为为妥当。其理由，除害怕“刺激日本”外，更由于对利用美苏“国际路线”援华制日之前景的悲観，及对中国“苏维埃化”的恐惧[78]。
很顕然，“塘沽停戦协议”后，虽然强硬抗日派离开了政権舞台，但即在赞成以对日局部妥协而谋优先“安内”的势力内部，也因对苏観及对“联外借力”前景的看法分岐，而分为両大潮流。这両种潮流的对抗，隠含着对日妥协政策的両种发展方向。
六、蒋介石对“制俄”与“攘日”的思考
对于上述両种潮流，蒋介石持何态度呢？论述要従他对中日苏关系的思考开始。
蒋介石的机密档案表明：“塘沽停戦协议”后，他对中日苏三角的内在关系及中国应取的戦略，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思考。
关于中日苏三角的内在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现状，1933年6月他分析说：“倭冦赤俄英美三者，倭冦仇我而惧我，赤俄恨我而伺我，英美则欲我为之利用以抵倭俄，但无土地之野心。以大体论英美可为与国当以义结之，惟对仇敌则但有自强而已”[79]。8月，他指出，“九一八以后国际均势既破，国家人民之所以不絶如缕者，惟此忍辱与谨慎乃能保持一时也”。因此，他认为如仍然袭用“九一八”以前之口号与政策则不能救国，反之，“此国际矛盾错综之中如能运用得当以求生存，用人而不为人用，则未始无复兴之机。中正和平之道于弱国处之利多而害少也”[80]。9月，他提出，“日本畏我军政之建设，彼自不能信我为友，但其弱点在不能不要我合作”[81]。10月，他将“国际大势”帰纳为：“一，英美畏我之与倭和；二，俄法欲联合以对倭徳；三，倭求与俄先决戦，以占领库页岛之油库，解决远东，再与美戦。四，倭必先与我和，而后决定其戦略；五，英必利用両广以制我中央”[82]。
基于这种日苏観与国际政治観，在外交戦略问题上，蒋介石认为，“国家积弱至极，如用猛补反速其亡。如不顾国之存亡与革命成败之理而径行直前，以待外援，危急莫甚也”[83]。据此，他反对宋子文的对日强硬和一味依頼英美，指责其“行动径行直前，不顾国之存亡革命之成败，危莫甚也”[84]。他告戒宋子文，对日本与英美双管斉下之外交方针，“运用之际最宜审慎，始能両不相妨，否则必致両不兼容。日本若以武力圧迫则虽有欧美経済援助亦无救于我之危亡”[85]。
但是，对由汪精卫具体负责的外交，蒋介石在整体上赞同其对日缓和与改善的同时，不満于其仅局限于日本而放弃其它路线的消极倾向，批评这是“以不作主张为主张”[86]。7月6日，在致黄郛等人的电报中，蒋介石强调：日人对中国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攻撃，“意在诱迫我抛弃国际外交，造成惟日本意旨是従之环境，最后迫使签订承认伪国割譲东北四省之条约，其诡计必使我断絶国际路线，意甚明顕。我方应示以最低限度及最后决心以破其迷梦”[87]。
在具体的对日对苏戦略上，如果说，中苏复交后特别是在热河危机及长城抗戦的特殊期间，蒋介石一时曽有“联苏制日”的想法的话，那幺，在苏联出售中东路和染指新疆等问题暴露后，他又回到了中苏复交前将日苏均视作中国外患的原点。従这一原点出发，他的基本构想是利用日苏矛盾使之相互牵制，而逹到“制俄而攘倭，制倭而攘俄”的双重目标[88]。为此，塘沽停戦协议以后，对日苏关系的観察成为他的日课。他提醒周围，在“倭俄之戦必起”的前景下，中国应及早考虑“如何准备自立以运用时机，又应如何而使其戦争适合我准备之时机”[89]。使蒋介石忧虑的是，“倭如与他国开戦，吾国应如何自处以求生存？中立势不可能，附倭义所不行，然而兵戦抗倭则国家与人民先蒙其危矣”[90]。在方法上，他着重研究的是，如何能使美俄对日备戦实现，又如何使日信以为无后顾之忧[91]。具体而言，他设想的有，对俄，说明日本之侵华同时亦为侵俄；对日，“告以共匪之利害，东北与戦区非帰还中国不能治平，将来両国离合之道亦决于此”[92]。
従上述観点出发，在对美苏建交问题的反应上，蒋介石亦与汪精卫的冷漠不同。在获悉美苏开始建交谈判消息的10月29日，蒋就强调“美俄复交，倭受威胁，应时刻注意，勿使稍従即逝”[93]。在接到前述颜惠庆关于与苏联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建议后，蒋介石不同意汪精卫的否定性意见，于11月16日批示：“对颜电似以彼方如表示好意，则我方亦当以好意示之，如具体希望，则当先探彼方辧法再议何如，以现无拒絶必要亦不必告其主张也”[94]。
进入1934年后，随着内外环境的変化，苏联逐渐开始转変对华政策，试图改善对华关系。敏感的蒋介石于1月下旬就开始覚察到苏方这种“意欲接近”的动向[95]。它顕然加深了蒋对利用日苏矛盾而予以相互牵制，“用人而不为人用”之外交构想的信念。此期，因日苏影响下的内蒙、新疆等边疆地区分离倾向日趋厳重，蒋介石特别注重研究中国的边防问题，而尤其重视借鉴苏联的経験与外交戦略。2月27日，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具体论述道：“此时我国革命环境无异于苏俄1920年前之険悪。强邻环伺，虎视眈眈，中央既无实力与之抵抗，又无友邦为之后援。列强当时封锁苏俄以制苏俄革命之死命，今日列强虽对我国不加封锁而其门戸开放之政策实较封锁手段之悪劣为尤甚也。故中央此时若不认清革命环境之険悪，又不能自量其力与度其徳，仍欲如昔年之野郎自大，既不能放又不能収，取既不可予又不忍，外蒙先例即在目前犹不引为殷鉴，试问内蒙若自动的发表自治或甚至従属敌国，则中央将何以自处？故我国此时革命既无实力以统一外藩，只有依照主义以定政策。如果中央果能自立自强则不惟蒙蔵即昔日凡为我中国藩属诸邦必帰附如市。……今日我国虽与当时苏俄情势不同，然亦当足借镜以资参考也”[96]。
其后，蒋介石在3月进行的多次谈话中，比较系统地披露了他对边防问题和美苏建交后的国际情势及中、美、英、日、苏关系的観察与思考。其内容可概括为以下5点：
（一）両种力量为侵略中国而争逐于东亜：一为以“门戸开放机会均等”为口号欲求利益均占之均势主义；一为以“门罗主义”或“世界革命”为口号而欲图利益独占之独覇主义。前者以英美为代表，藉其优越的経済势力而欲于机会均等中求経済上实质的独覇，或至少永远维持现有的优势。后者以日俄为代表，藉其在东亜具有优越的军事力量或政治侵略之可能性而图鲸呑中国。此四国相互激烈闘争。英美之策略系利用日俄倾轧而駆二者同赴疲弱。
（二）个别分析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推行侵略満蒙灭亡中国之政策。然日本侵略中国乃縁于中国之不能自立自强，故中国一旦统一安定后，日本不仅不得不帰还我东北失地，以其所处环境之孤危及与中国血縁上和歴史文化上之密切而言，必楽于依附，故日本终非我最后最大之敌。反之，俄国本质上富于侵略性，尤在革命以后，不忘世界革命之野心而图赤化中国，其手法之巧妙远胜于日，事实上占领我外蒙而称扶助弱小民族，故对中国及世界而言惟苏俄为最后最大之敌。此外，英美虽亦为帝国主义，但彼等现今对东亜満足于维持既有之経済优势而无日俄之领土野心，较近于王道。
（三）展望国际情势，日本有“北守南进”与“南守北进”両个国策，若取“北守南进”之海洋政策，则必与英美正面冲突，若采“南守北进”之大陆政策，则必与苏俄强烈闘争。现因日本占领东北，进逼俄蒙，苏俄亦不得不致力経営远东，故日俄关系乃成东亜情势之核心，世界大戦之火种，虽张弛无时，但势在必戦。至就英国而言，只要日本不南进即无意开罪于日本；就美国而言，美日冲突虽系必然，然日俄戦争爆发之前美亦无意对日开戦。
（四）日本在对俄开戦问题上之踌躇，最大原因为对中国的外交准备尚未完成。日本不难强占中国华北及沿海地区而逼中国従日敌俄，然中国问题与英美无法分离，故为达成前项目的势必连帯强迫英美，此至难矣。
（五）国家大事完全为实际的力量问题，国际关系纯粋决于实际的利害打算。今日中国无一与国，国际环境険悪，更因国内统一未成国家尚未建设而缺御侮之实力。然列强各处勾心闘角之中，局势演変之关键特别是日本对俄作戦之一切，均系于对华外交。故中国在国际大局中地位紧要，外交运用尽有可能。今日中国要转危难为安固，只有一面准备实力，一面运用外交，以政策与策略之巧妙而补实力之不足。而苏俄外交真有见识，苏俄革命建国之精神与对内对外之政策，在在皆値得中国钦慕仿法[97]。
比较一下蒋介石的以上観点与前述汪、胡之主张，可以帰纳出他们之间的某些共同点与相异点，即：就“国际路线”即“联外借力”外交戦略的可能性及其在目前的必要性来说，蒋介石因抱有强烈的信心而主张予以充分的运用。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有别于汪精卫的悲観主义，而接近于胡适的楽観主义。但在理由上，蒋介石并非以胡适所说“国际理想主义”或“国际和平主义”一类正义论为根据，而是以“利用列强矛盾”、“藉外交而补实力之不足”为出发点。特别要注意的是，蒋介石一边对苏抱有超过对日的威胁感，一边主张在内外政策上借鉴苏联的方法而使列国相互牵制，为中国的内外建设争取有利的条件。换言之，对他来说，对苏接近并非因为信苏为友或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对日改善也并非因其屈服于日本或甘心接受日本制造的既成事实，二者都不过是“以敌制敌”而已。因此，我们既不能因为蒋介石有接近苏联的言行就说他是一个亲苏亲共分子，也不能因为蒋介石是反苏反共分子就否定其有“藉苏制日”的主张。同様，我们既不能因为蒋介石主张暂时对日妥协就说其卖国投降，也不能以蒋介石执着于对日恢复国権而否定其有“藉日制苏”的可能性。
当时，中国当局处于所谓“蒋汪合作体制”之下，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负责以外交为中心的行政事务，蒋介石则以军事委员长而统率以军事为中心的国政实権。但従上述比较可知，蒋汪在外交大计上意见并非一致，特别是在对“联外借力”的国际路线的看法上，汪精卫持“当前无益，将来无望”之観点，蒋介石则抱“当面无害，将来有望”之态度。与此相应，同様主张中立，汪精卫的中立实际上是基于其多线外交有害论而一味偏向日本，蒋介石的中立则是基于其对国际路线的信念而试图利用列国矛盾。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上述分岐点顕示：国民政府的外交将向复合性的“二重化”转折。这个复合性的“二重化”，首先是指公开的汪精卫路线与隠蔽的蒋介石路线之同时并行，其次是指蒋介石路线内含的両个方面之双管斉下。关于后者，我们従既述蒋介石的観点不难发现：蒋的构想絶非単纯，在为实现一种可能性而努力的同时，即注意对应相反的一种可能性，因而具有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特征。総而言之，国民政府今后的“二重外交”，既源于汪蒋之分岐，又縁于蒋介石对日对苏外交构想本身之相反相成的内涵。
下面要介绍的事实，即是这一“二重外交”在初期的尝试。
七，相互牵制戦略的尝试
几乎在上述蒋介石谈话的同时，両个形成鲜明对照的信号，推动了促成日苏相互牵制之外交戦略的对苏接近方面。
第一个信号来自苏联。1934年3月9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就苏联对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为首的军事视察团的接待情况，向蒋介石发来了以下报告：
连日杨将军在此参観，俄方招待极为殷懃。7日，俄外交委员长午餐，席中谈话，提及日俄冲突，称将来日俄如有戦事，苏俄军人深信必有把握，非特须排除日本军队于苏俄领土之外，且将駆逐其出东三省，故苏俄今日军事准备，不仅在撃退敌人，且在追撃敌人。惟须声明者，苏俄寸土不予，尺土不取，苏俄必将东三省奉还原主。又称中国今日所处地位，极所谅解，惟须早日决定政策，急起准备。苏俄所恐者，中国态度犹疑不决，将来日本对俄发动时必将先对中国威胁利诱，中国如持策不坚就其范围则鋳成大错，在苏俄固深可惋，在中国尤莫大损失。盖日俄接触结果，苏俄苟能小挫日本，第三友邦（意指美国）将出而调停，斯时东三省退还中国当然为调停条件之一，然若中国袒助日本岂非为亲者所痛爱莫能助。况大势所示，中俄両国若能合作胜日必可操左券。惟中国若不助俄，俄亦自信甚有把握。故合作之利惟在中国自择之”[98]。
3月10日，杨杰本人也报告说：“到俄备受接待。考察结果，如飞机唐克兵工业之伟大，军事教育之整斉，均为始料所不及，足证国防力能集中，建设诚有一日千里之効率。……彼等以中俄切实亲交为両国之福利，故甚盼相互间之提携。……自九一八以后倭寇巳成众矢之的，外角大势内察舆情，实有多联与国，共图此犹之需要。且日俄乃我强邻，在目前环境上観察，联此制彼，实于国策有利无损。故复交之后尤需有更进一歩之合作”[99]。
另一个信号来自日本。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表所谓“天羽声明”，宣称：中国若利用他国排除日本，惟有加以排撃；各国如对中国采共同行动，纵令为财政援助或技术援助，日本亦必反对[100]。对此，蒋介石等视之为公然“要中国做日本人的保护国”的独覇行径，内心的愤慨不言而喩[101]。4月21日，蒋介石致电汪兆铭说，“对彼外务省宣言不能軽视，请予定以后应付歩骤，并令我各国驻使竭力向各国活动，表示反对日本独覇东亜与破壊门戸开放之条件。此后彼不久必对我有所要求，务请予防并彻底研究对策”[102]。
来自苏联与日本的这両种截然相反的表示，促使国民政府内部“联苏制日”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5月4日，立法院决议要求中央“决定抵抗计画”，为打破日本独覇东亜的阴谋而坚持与第三国协作”[103]。翌日，蒋介石指示：“对俄则联络其感情，对英则确切合作”[104]。其后，蒋竭力催促正在国内休假的颜惠庆尽快返任[105]，并于6月下旬主动邀请苏联驻华大使出席早宴，向之明确表示：中国歓迎苏联加入国联，此将更便利于中苏间的合作；中国人民相信苏联人民，并希望进一歩改善相互关系。他还向苏联大使保证：“中苏両国是近邻，中国对苏联，就像对友邻一様。倘发生不测，中国将永远支持苏联，并竭尽一切可能证实这种友谊”。苏联大使事后向当局报告说，“同蒋介石的这次谈话基本上证实了我们关于其立场已有某些改変的情报”[106]。7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秘密会议上再次论述“联外制日”外交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强调：中日纷争不是简単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太平洋问题及世界问题。其中，日本之对美对苏关系尤其重要。日本的对华侵略必然招来列国的干渉以至导致世界大戦。其理由，首先在于中国现在处于“列强公共植民地”的地位，身受列强之共同侵略与圧迫，而日本的对华侵略以独占中国権益为目标，故必然连帯侵犯列国在华権益。其次，日本的最高目的是做东亜盟主获得大平洋的覇権，其陆军以苏联为目标，海军以英美为目标，因此日本的敌国不只是正面的中国，还有背后的美国和左右両侧的苏联、英国。由于地理及资源关系，日本要和美苏决戦，必须先征服中国，而要征服中国，又必须先戦胜同中国处于相关关系之中的英美苏等国[107]。这様蒋介石再次指明：日本的最大弱点在国际关系，中国的最大优点亦在国际关系；今日在实力上尚未具备抗日条件的中国必须従利用国际大势之中寻找活路。
其后，蒋介石为究明苏联目前对蒋及国民党的看法和对中日关系的态度，于 7月下旬亲自委托蒋廷黻利用考察欧州的机会，尽量集中时间于苏联，向苏联当局探究中苏合作的可能性[108]。
蒋廷黻出发后，四个方面的问题増加了其使命重要性。
第一，継7月下旬有关新疆“盛世才确已勾结赤党与俄成立新协议”[109]的消息，8月，围绕苏联对新疆地方政府的借款问题，中苏之间又生纠纷。面对“盛世才引虎自卫”和“俄阴谋分裂我国土”的形势，蒋介石周围认为“唯有仍従苏俄之外交入手”[110]。蒋介石也赞成他们的看法，认为改善中苏关系不単能为中国外交増加新路线，还可避免新疆问题的复雑化[111]。
第二，9月18日苏联加盟国联并被选为常任理事国。在“俄在国联现如天之骄子，国联重彼軽我，俄能従中刁难，以障碍我之进行”的情况下，蒋介石认为，在“已贾怨于日”后，中国如果“复开罪于俄，结果将适得其反”[112]。
第三，第5次剿共戦争在歴経一年多的作戦后取得了成功，中国共产党被迫开始长征，长期困扰国民政府对苏关系的对中共问题的顾虑当然亦随之相应减少。
第四，自美国政府1934年6月实施其白银政策以来，中国银价暴涨，白银外流激増。据日本外务省当时调査，美国此挙造成中国“金融梗塞，物价下落，贸易减退，关税収入剧减”[113]。9月，国民政府向美提出抗议，美对此置之不理。中国人对美国及西方的感情又因之悪化。借驻英公使郭泰祺对苏联外交官的谈话来说：中国一直寻求支持并希望西方合作，“然而遗憾的是不得不承认，西方实际上对中国毫无作为”，“因为美国的混蛋政策，中国目前在财政方面正経受厳重危机。……英国政府也并不比美政府稍好，也是用花言巧语，靠做一些决议来安慰中国”，“総的说，中国现在普遍的情绪是最好不再理睬西方”[114]。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蒋介石更加重视蒋廷黻访苏之行的成否，10月上旬他通过孔祥煕直接要求苏方与蒋廷黻“开诚洽谈”[115]。10月16日，蒋廷黻实现了与苏联外交当局的会谈，向其转告了蒋介石希望中苏合作抵御日本的信息[116]。
在进行上述“藉苏制日”工作的同时，蒋介石并没有放松相互牵制戦略之“藉日制苏”的侧面。至少従1934年4月上旬开始，在对日政策方面，蒋介石特别“注重其不许我中立与未解决我问题以前不敢对俄开戦之二问题”，苦思“如何乃能打破此难关而可至于中立”[117]。为此，他决以“一则张其骄横多其外敌，二则动之以诚使其感悟”为对日方法[118]。具体就后者来看，为了说服日本放弃对中国缔结攻守同盟的要求，同意中国在日苏戦争中保持中立，蒋介石考虑提出以下理由：“甲，先统一内部使能统率全国，然后助戦乃为有力，否则即使助戦，中途崩溃，于彼更有大害。乙，（中日）各自作戦，剿共即为抗俄，负西部防务。丙，解决东北问题，临时发表以示好意。丁，未能统一，只可中立”[119]。8月，蒋介石在“倭俄戦争之消息日急，令人焦灼万状”[120]的情况下，再次确认，“对第2次倭俄戦争与世界之戦中国应取之方针：甲，不参戦，始终立于中立之地位；乙，先退而后进，先守而后攻”[121]。他说明其理由说，“如倭强我参戦，则中国人民反对，非仅単独剿赤之功亏一篑，而且単独修复新疆间接増倭便益亦皆不能。必使我国単独对俄，于彼方有便益。否则是强我国民同情于赤匪以助俄也。中国10年以内求不与外国作戦则几矣”[122]。“不加入任何一方而留有自由旋转之余地，此为处分戦时唯一之道也”[123]。9月16日，聴杨杰报告访苏之行后，蒋介石指出“俄求我合作之心甚急，而其嫁祸于华之劣性终未止也”[124]。为此，蒋介石亦反其道而行之，在通过蒋廷黻向苏表示协作对抗日本之同时，于11月再次考虑“与倭冦避免正面冲突”，以“对倭谅解”促进倭俄冲突[125]。基于这一目的，他示意陈布雷以徐道邻名义在雑志上发表《敌乎？友乎？》的论文，“期促倭方之覚悟”[126]。文中勧告日本说：従世界大势与中日両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着眼，中日両国辅车相依，只可携手而不应敌对；双方关系之悪化或戦争之爆发，结果惟有中日両败倶伤，而苏联等第三国则乗机获益[127]。接着，他还于1935年初派王宠惠访日，在现地开展直接折冲而臻改善双边关系。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所作出的反应，与中方的努力背道而驰，造成中日苏关系在进入1935年后更加动荡不安，而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也不能不随之作出新的选择。这是后话，笔者将另文详述。
小 结
歴史过程及身处其中的歴史人物都不是単纯划一的，多种因素包括对立的因素同时存在，构成多种错综复雑的矛盾。正因如此，当局者的政策运作也是在矛盾中进行的。他们必须兼顾多方面的问题，对应多方面的可能性，其中很多东西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这様，今天的人们在研究过去的歴史过程与歴史人物时，也应该时时注意到潜伏于研究対象中的多様性、多元性和変动性，而不能把问题単纯化，似乎一个时期只能有一种単一的、固定的政策或倾向。
对1933～34年间的中国当局者而言，在国家统一与建设尚在途中的状况下，怎様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雑的选择。如正文所示，就整体来说，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単纯偏向于“联苏制日”一个方面，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両国之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这両个方面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変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変化而各有侧重,絶非平均对待，但在时间上则是平行不悖的。对于“攘日”这个侧面，由于今日的人们都知道中日矛盾是当时那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因此可能疑问不多；反之，对于“制俄” 这个侧面，则因为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被一种矛盾掩盖着的另一种矛盾，而可能感到困惑不解。为了消除困惑、加深理解，有必要再次深思一下当时中日苏三国关系的特殊构造，而且特别要注意到：其中的中苏对立并非仅局限于内政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国家主権与领土问题。
与今人相比，在当时那种困难而复雑的国内外环境中，对利用国际矛盾以臻“联外借力”的国际路线之成败前景的展望，成为当局者在形势展望与外交选择上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帯来了1933～34年间蒋汪両人在时局判断与外交方针上的分岐。对于这一点，当时同蒋汪有过直接接触的驻苏大使颜惠庆，比易被“蒋汪合作”的先入之见迷惑的今人看得清楚得多。1934年2月5日，颜在日记中感叹：“与汪交谈，聴来我们的政策是消极的、被动的、逃跑主义的。被日本人吓得要命。放弃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28]。事隔不久，他却又在日记中写道：“与蒋委员长就中苏、中日关系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交谈。他的看法完全正确”[129]。
说蒋介石的看法完全正确，似有一点过头，说汪精卫对国际路线消极被动、逃跑主义，则可谓一针见血。而蒋汪両人此期在国际路线问题上的这种分岐，巳経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在1938年走上完全相反的両条道路的一粒种子。
〔作者鹿锡俊，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亜研究中心东亜国际关系史研究员。
E-mail: x-lu@u-shimane.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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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义彬：《南京国民政府的联苏制日方针》，《歴史研究》1991年第１期；李嘉谷：《九一八事変后中苏关系的调整》，《抗日戦争研究》1992年第２期；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戦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広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B. N. Slavinsky and D. B. Slavinsky, Soviet-Chinese Relations and Japan: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1917 – 1937 (B. N. 斯莱文斯基、D. B. 斯莱文斯基：《苏中关系与日本：1917 – 1937年之外交史》，加藤幸廣譯《中国革命とソ連》、共同通信社2002年版)。
[2] 本文是笔者关于1930年代中日苏关系系列研究的第２部。其中有关1933年以前的某些问题，因在题为《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的第１篇论文中有更详细的论述，为既保持各篇论文的完整性又尽量避免重复，在内容上作了圧缩，并省略了一些注释。需进一歩了解者请参看第１篇论文（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 详见蒋介石《中国前途与军人责任》、《青年底地位及其前途》（1929年７月９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総统蒋公思想言论総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巻第415―419页，420―428页。
[4] 参见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34期（2000年12月），第49－87页。
[5] 蒋介石致何応钦、朱培徳、陈果夫电（1932年1月10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台北，“国史馆”蔵（以下凡引自“蒋中正档案”者不再注明蔵所）。
[6]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2年５月６日条。
[7] 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关于中苏复交问题方案》（1932年5月），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員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簡称国民党党史委員会）蔵。
[8]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2年5月16日条。
[9]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2年8月30日条。
[10] 详见拙稿《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27－61页。
[11] 国民政府外交部：《中俄复交问题》（1932年9月），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蔵。
[12] 中译文据《东方雑志》第29巻第４号（1932年10月16日）附録：《国际联合会调査团对于中日问题报告书节要》。
[13] 《外交部关于中苏复交问题的报告》（1932年12月），中国第二歴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５辑第１编外交（２），第1414－1415页。
[14] 参见苏联外交文件：《加拉罕与颜惠庆谈话记録》（1933年3月27日），中译文据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総79号，第200－206页。
[15]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原书房1988年第6版，《年表》第73页。
[16] 《东京朝日新闻》，1932年12月14日（晩刊）。
[17] 《东京朝日新闻》，1932年12月14日（晩刊）。
[18] 《东京朝日新闻》，1932年12月16日。
[19] 参见注22～26所引史料。
[20]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1月20日条。
[21]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3年7月7日条。
[22]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2年12月13日条。
[23] 何键致蒋介石电（1932年12月15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参，第６册之３。
[24] 蒋介石致何鍵電（1932年12月16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電》参，第６冊之３。
[25]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1月4日条。
[26]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1月17日条。
[27] 指《解决悬案大纲协议》（1924年5月31日）与《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亜社会联邦政府之协议》（1924年9月20日）。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3―425页，466―470页。
[28] 外交部致驻莫斯科颜恵庆大使电（1933年3月9日），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印行：《中日外交史料丛编》（２），台北，1965年，第83页。（备考：此书所印电报的发电日为“民国23年3月9日”，顕系错误，参见郭廷以编着：《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年版，第239页。
[29]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3月26日条。
[30]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４月３日条。
[31]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3年4月27日条。
[32]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第166―167页。
[33] 日本外务省编：《日苏交渉史》（1942年4月），厳南堂书店1969年复刻版，233页。総外，关于苏联反复要求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概况，可参见日本外务省《关于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之両国会谈摘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２部第１巻，外务省1996年版，第390－395页。
[34] 《内田外务大臣在第64届帝国议会的演说》（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２部第２巻，日本外务省1997年版，第4页。
[35] 《共产国际指示――关于反帝闘争问题》（1931年12月29日），转引自周文范、駲良如编着：《特殊而复雑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36] 前掲《加拉罕与颜惠庆谈话记録》（1933年３月27日）。
[37] 同上。
[38] 行政院公函第505号（1933年3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所蔵，政治001―37。
[39] 中央政治会议致行政院函（1933年4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所蔵，政治001―37。
[40] 大田大使致内田外務大臣電，第224号（1933年4月25日），外交史料館所蔵，B.1.0.0 C/R2。
[41] 大田大使致内田外務大臣電，第225号（1933年4月27日着），外交史料館所蔵，B.1.0.0 C/R2。
[42] 大田大使致内田外務大臣電，第250号（昭和8年5月8日），外交史料館所蔵，B.1.0.0 C/R2。
[43] 詳細参見《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外交報告》，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国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戦時期》，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員会党史委員会1981年版，緒編（2），第266―273頁。
[44] 《蒋委員長告各将領先清内匪再言抗日電》（1933年4月6日），《中華民国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戦時期》緒編（3），第35―36頁。
[45]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3年5月15条。
[46] 摘自前掲《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外交报告》。
[47] 詳見居正：《蘇俄出賣中東路事件――民国22年5月15日在国府記念週講演》，《中華民国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戦時期》緒編（2），第264―265頁。
[48] 黄郛致蒋介石电（1933年5月27日），沉云龙编着：《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北，联経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下册，第565页。
[49]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6月4日条。
[50] 《汪精卫蒋介石时局通电》（1933年7月28日），《中央日报》，1933年7月30日。
[51]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7月19日条〔蒋介石致宋子文电〕。
[52] 1933年9月6日卢山会议记録，详见李云汉《宋哲原与七七抗戦》，台北，伝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6页。
[53] 汪精卫谈话，《中央日报》，1933年7月4日；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7月10日条。
[54] 详见前掲《特交文电》参第６册之３所収有关文电。
[55]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3年7月7日条。
[56]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3年9月26日条；蒋介石致陈立夫电（1933年９月29日），蒋中正档案：《筹笔》。
[57]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3年10月4日条。
[58] 1933年9月，苏联通过情报人员获得了日本驻“満州国”大使菱刈隆9月4日与9日发给日本外相的３封密电及日本驻哈尔滨総领事森岛守人9月19日致菱刈隆的报告，内容述及日本关东军为加快中东路买卖交渉而计画实施的各种阴谋。苏联据此于9月21日、22日连续发表声明，向日本提出厳重警告，并于10月8日由塔斯社公布了“菱刈文书”。参见秦郁彦《太平洋国际关系史》，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72年版，273―277页。
[59] 日高総领事致広田外务大臣电第536号（极秘）〔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对日高総领事密谈〕（1933年10月18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蔵，B.1.0.0 C/R2。
[60] 中山书记官致広田外务大臣电报第435号（1933年10月14日），《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１部第２巻，第69页。
[61]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1933年11月13日），《中苏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総79号，第208－210页。
[62]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蔵宋子文与鲍格莫洛夫谈话记録（1933年10月6日），转引自前掲B. N. 斯莱文斯基、D. B. 斯莱文斯基：《苏中关系与日本：1917 – 1937年之外交史》，日译版第278－279页。
[63] 前掲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1933年11月13日）。
[6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3, Vol.2, p.794.
[65] 《东京日日新闻》，1933年10月22日晩刊。
[66] 《东京日日新闻》，1933年11月19日晩刊。
[67] 国民政府外交部致宋子文等电（1933年6月29日），顾维钧：《顾维钧回忆録》第２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4页。
[68] 潘楚基：《美俄复交之面面観》，《东方雑志》第30巻第24号。
[69] 《従国际形势论中国革命问题》，《大公报》1933年11月23日。另外，早在1933年5月30日，《大公报》総编张季鸾就在同苏联大使的谈话中说：中苏关系是远东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知识分子与无党派人士都深信，只有中苏双方缔结政治、経済同盟才能解决远东与世界的和平问题。代表无党派阶层的新闻界现在即应为将来的结盟进行准备。中国人都深切希望美苏之间建立邦交，协作对付远东的一系列问题。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蔵张季鸾与鲍格莫洛夫谈话记録（1933年５月30日），转引自前掲B. N. 斯莱文斯基、D. B. 斯莱文斯基：《苏中关系与日本：1917 – 1937年之外交史》，日译版第277页。
[70] 《唐有壬致胡适函》（1933年1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2页。
[71] 参見須磨彌吉郎在《支那最近ノ決意振リト露支関係ノ再吟味》（1936年4月27日稿）中的回憶，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蔵，A.1.1.0.10。
[72] 详见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
[73] 详见汪精卫致胡适函（1933年3月31日、4月28日）；唐有壬致胡适函（1933年11月24日），前掲《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04页，211页，223页。
[74] 颜惠庆《颜惠庆日记》（1933年11月15日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２巻，第779页；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3年11月16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
[75] 汪精卫致蒋介石电（1933年11月16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
[76] 汪精卫致胡适函（1933年11月2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20－221页。
[77] 汪精卫《报告外交情况》（1933年11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86次会议速记録），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蔵。
[78] 除前引有关材料外，另见胡适致汪精卫函（1933年12月20日）；汪精卫致胡适函（1933年12月25日）等，《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25－228页；228－230页。
[79]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6月20日条。
[80]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8月8日条。
[81]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9月17日条。
[82]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3年10月10日条。
[83]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7月28日条。
[84]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3年7月28日条。
[85]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7月29日条。
[86]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7月25日条。
[87]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7月6日条。
[88]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3年7月6日条。
[89]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7月21日条。
[90]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3年8月4日条。
[91]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9月6日条。
[92]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3年10月12日条。
[93]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3年10月29日条。
[94] 蒋介石致汪精卫电（1933年11月16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
[95]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4年1月28日。
[96] 蒋介石致汪精卫电（1934年2月27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
[97] 详见蒋介石《东亜大势与中国复兴之道》（1934年3月5日），《中国之外交政策》（1934年3月7日），《中国之边疆问题》（1934年3月7日）。前掲《総统蒋公思想言论総集》第12巻，第95―99页，101―104页，105―110页。此期蒋中正档案亦参照。
[98] 外交部総务司致蒋介石〔转莫斯科来电〕（1934年3月9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参，第６册之４。
[99] 外交部総务司致蒋介石〔转莫斯科来电〕（1934年3月10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参，第６册之４。
[100]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第284页。
[101] 参见蒋介石：《日本之声明与吾人救国要道》（1934年4月23日），前掲《総统蒋公思想言论総集》第12巻，第197－201頁。
[102]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4年4月21日条。
[103]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407次会议记録（1934年5月9日），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蔵。
[104] 蒋介石档案：《事略稿本》，1934年5月5日条。
[105] 前掲《颜惠庆日记》（1934年6月20日条），第2巻第819页。
[106]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34年6月22日），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4页。
[107] 详见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上）》，《総统蒋公思想言论総集》第12巻，第302―317页。
[108]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録》，台北，傅記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第153页。
[109]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4年7月21日条。
[110]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4年8月21日条〔贺耀组来电〕。
[111] 蒋介石致孔祥煕电（1934年10月1日），中国第二歴史档案馆蔵，全宗号3。
[112]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4年10月20日条〔復汪精衛電〕。
[113] 引自日本外務省調査部《銀問題ニ関スル調査》（1936年6月印），第89頁，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蔵。
[114] 详见前掲《中苏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総79号，第214－216页。
[115] 蒋介石致孔祥煕电（1934年10月1日，8日），中国第二歴史档案馆蔵。
[116] 会谈记録见《中苏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総79号，第210－214页。
[117]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4年4月9日条。
[118]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4年5月5日条。
[119]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4年8月12日条。
[120]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4年8月14日条。
[121]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4年8月16日条。
[122] 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34年8月18日条。
[123]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4年8月20日条。
[124]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4年9月16日条。
[125]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4年11月10日条；1934年11月28日条。
[126] 蒋中正档案：《困勉记》1935年1月4日条。
[127] 详见前掲《総统蒋公思想言论総集》，第４巻，第138－166页。
[128] 前掲《颜惠庆日记》（1934年2月5日条），第2巻第794页。
[129] 前掲《颜惠庆日记》（1934年6月23日条），第2巻第820页。
作者：鹿锡俊 文章出处：定稿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