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次日，苏联政府以塔斯社公告的方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承新中国政权，同时与广州阎锡山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有关苏联承认新中国政权的过程，无论在建国以来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成果中，还是在人们的印象里，似乎是由于毛泽东在10月1日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后，以苏联为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很自然地相继承认了新中国政权。但很少有人知道，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的过程本不是一帆风顺的，苏联驻华使馆在1949年间的10个月时间内，经历了由南京撤至广州，再由广州再撤回北京的心路历程。客观地看，苏联方面的上述作法，尽管极大限度地保护了自身的国家利益，以及在华的政治，特别是经济利益，但无疑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难以逝去的阴影。
一
在谈论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同时，我们很有必要对1948—1949年间中国革命的形势做一个简单回顾。1948年末，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占居优势。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计划的进程大大提前。面对即将取得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在1949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新年献辞中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已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毛泽东的此番声明一方面向世人宣布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另一方面也的确令苏联如何实施既定的对华政策感到更加为难。因为在此期间，苏联方面在对华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双重外交政策：以中苏两国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基础，同中国国民党政府保持官方外交关系，但同时又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斗争给予积极的支持。东北地区解放后，苏联方面自1948年夏季起，向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东北人民政府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派遣300余名各类专家帮助东北恢复经济建设，恢复和重建了62座桥梁，以及1300余公里的铁路线。虽然苏联方面的上述做法令国民党政府不悦，但苏联方面对中共的倾向性，对国共双方，乃至国际社会来讲，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情。
针对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中共方面尚未全面夺取全国政权的复杂局面，如何处理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令苏联方面感到十分棘手。1948年5月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苏联外交部向苏联驻华使馆发出明确指示，对苏联驻华使馆的任务做出了具体规定和限制：即苏联驻中国使馆应对中国政府及其各部门持谨慎而十分严格的官方立场。大使和官员在同中国政府和外交部官员的交往中不得超越官方关系。大使应同政府部门的进步活动分子保持接触，不排除通过这些影响与其有联系的政府头面人物可能性，以解决涉及保护苏联利益的问题。如有中国政府持反对意见人士以及官员请求苏联在中国政府和中共之间进行调停，大使则只能回答说：苏联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仍依照1945年苏中条约之规定，其原则是不干涉中国内政。大使应坚定维护苏联在华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政治领域应及时回击敌视苏联的行为和个别人的攻击，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或请政府官员予以关注。在经苏联外交部确认后，方可向报界做出相应声明。在经济领域通过政府机构，个别情况下也可面见蒋介石，敦促中方履行对苏贸易协定所承担的义务。考虑到当前民主团体和进步团体尚处于非法状态，在与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的会面和谈话时应仔细观察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摸清他们的计划与任务。不可回避与美、英及其他国家使节往来，但要与其保持正式和适当的关系。不与这些人争论中共问题和其他中国内外政策问题，不可对其做坦诚相见。在一切场合均声明，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苏联在1948年后的对华政策是十分小心和谨慎的，尽管苏联方面在道义上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在行动上已向东北人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但对苏联方面而言，过早公开表明自己对华政策的真实立场，不符合其根本利益。苏联驻华使馆也正是遵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上述指示，在中国从事各种外交活动的。
1949年初，国民党中央政府由南京撤退到广州的决定彻底打破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平衡性。1月1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通知各国使馆和公使馆，南京政府将于21日撤到广州，同时建议他们一同前往。苏联方面接受了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建议，在大使罗申的率领下，使馆大部人员于1949年1月30日和2月2日分两批撤到广州，其余21人在参赞什巴耶夫领导下留守南京，等待中共军队的到来。苏联驻华使馆到达广州后，同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地方当局官员保持着类似以往的外交接触。2月14日，国民党广东省省长薛岳在同罗申谈话时表示，希望苏联方面在国共和谈中积极参与，提供帮助，但罗申却以苏联政府对关于“四大国”参与调停的声明为借口，拒绝了对方的建议。罗申指出：中国国内冲突的和平谈判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应当排除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是最好的。苏联人民从自身方面愿意看到在中国尽快实现和平。2月21日，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在会见罗申时询问了使馆的情况，罗申回答道，如果不认为使馆工作人员住宿条件有些紧张的话，对一切还是满意的。李宗仁向罗申通报了中国当前的政治局势。李宗仁指出，自蒋介石离任后，尽管有少数亲蒋分子企图对和平事业制造矛盾，和平的最终结果经历着考验，但政府内现在统一的认识是，应尽快与中共签订和平协定。李宗仁强调，和谈的前景正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谈判代表团在北平的活动可以证明这一切。在最近的时间里，邵力子有可能同毛泽东本人建立联系。
由于国民党政府处于逃亡阶段，因此苏联驻华使馆在广州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极其有限，到5月31日，也就是在中共军队解放上海后，罗申低调地由广州返回莫斯科，以至于广州的国民党媒体对此也未作相关报道。与苏联的做法恰恰相反，美国方面处于对李宗仁政府的不信任，也更是担心自己利益受到不必要的影响，在当时没有决定将其驻华使馆撤离南京，而只是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广州派遣了参赞克拉克和使馆三秘。1948年8月，由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由南京前往美国，而随之迁至广州的美国使馆由克拉克出任临时代办。同样，其他国家的使馆一直未向广州迁移，英国、法国只向广州派遣了参赞；荷兰、捷克斯洛伐克、葡萄牙、菲律宾、缅甸等国只向广州派遣了使馆普通官员。苏联驻华使馆追随逃亡的国民党政府搬迁到广州的举动，不仅令国人和西方外交官大惑不解，甚至连苏联外交官本身也不十分清楚此决定的真正用意。尽管苏联外交官明知以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外国使馆应设在派驻国政府所在地为由，回答各方人士提出的询问过于牵强，但他们仍然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
二
表面上看，苏联驻华使馆随同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苏联政府的态度仍在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实际上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在此期间同中国共产党人在私下保持着超出以往任何时期的密切联系。1949年1月间，也就是在苏联驻华使馆撤离南京前，国民党政府面对失败和即将灭亡的局面，打着“和谈”的旗号，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谈判。为加大谈判的筹码，国民党当局致函美、英、苏、法四大国进行调停。苏联方面在接到南京政府照会的第二天，即1949年1月10日，就如何回答国民党方面的建议，向毛泽东发出了征求意见。苏联方面首先认为，南京政府关于建议苏联政府参加国共和谈的调停的建议是美国授意的，根本目的是向世人宣布南京政府赞成停战和建立和平。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拒绝与南京政府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内战。苏联方面计划对国民党政府的照会答复如下：苏联政府过去、现在都赞成中国停战和建立和平。但在同意进行调停之前，苏联政府想知道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面希望能让中国共产党一方了解中国政府的和平行动，并征求它同意苏联调节。但同时，苏联方面又向中国共产党人建议，如果国民党方面向他们征求意见，中国共产党人应回答说，即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实现和平，因为不是它，而是南京政府发动了内战，南京政府应对战争的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不能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张与国民党直接谈判而不需要任何国外停调人。中国共产党人为，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舰队亲自参加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战的国家不能参与调停。
苏联方面之所以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上述建议，是苏联方面认为，没有外国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的调停，国民党不会和谈。同样，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国民党也不想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同意和谈，因而不能指责它想继续打内战。与此同时，国民党将成为破坏和谈的罪魁祸首。这样，国民党和美国的和谈伎俩将被揭穿，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可以继续进行自己的解放战争。
苏联方面的建议没有令中共方面感到十分满意。毛泽东坚持认为，目前中国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而人民解放军在本年夏季即将渡过长江，攻打南京，似乎没有必要再次采取政治上的迂回行动，而且在目前的形势下，再次进行这样的迂回行动，弊大于利。1949年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建议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提出的参与调停照会应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现在一贯愿意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但以何种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根据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原则，苏联政府认为不能同意参与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考虑到美、英等国的立场，毛泽东认为，美国、英国、法国，特别是美国，虽很愿意参与对中国停战的调节，并以此达到保存国民党政权的目的，但这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早已在中国人民中丧失了威信。毛泽东强调，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和国民党政权灭亡已指日可待，他们是否愿意继续帮助南京政府，并进而继续得罪人民解放军，似乎也已成问题。相反，苏联在中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政府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用斯大林1月10日来电中所阐述的立场，那将会使美国、英国、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应该的，也将使国民党抓住攻击我们是好战分子的把柄。而对国民党不满，寄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取得胜利的广大民众将会感到失望。毛泽东明确提出，如果苏联从整个国际关系的利益出发，在答复照会时可以采纳我们的立场，希望你们务必赞同我们的建议。如果你们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极大援助。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回电中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和谈建议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分析。斯大林认为，南京政府和美国的和平建议是欺骗政策的表现，理由在于这是因为国民党方面同中共进行和谈就意味着它将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而放弃这一政策将导致国民党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死亡和国民党军队的彻底瓦解，因此南京政府实际上并不想与共产党和谈；而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不可能放弃消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因而不会与国民党和谈。斯大林强调，国民党的真正目的并非是要同共产党进行和谈，他们是要休战，是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利用休战作为喘息的机会，整顿国民党军队，加强长江南岸的防御工事，从美国运送装备，积蓄力量，嗣后撕毁停战协定，袭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将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党。至少他们想阻止共产党彻底击溃国民党军队。
与此同时，斯大林对中共可能采取的两种方案加以具体分析，并指出其后果。第一种方案是可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拒绝南京的和平建议，并以此宣布继续进行内战，但这对中国共产党人不利。这意味着中共打出最关键的王牌，并将和平旗帜这一重要的武器送到国民党人手中。但此方案会让国内敌人蔑视共产党，视其为继续打内战的主战派；赞扬国民党，视其为和平卫士。同时也为欧、美等国制造下述舆论提供可乘之机：与共产党无法实现和平，因为它不要和平。斯大林认为第二种方案对中共更加适宜，即承认在中国建立和平是终归所望。双方举行没有外国调停人参加的谈判，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不需要外国调停人。举行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而是不与内战罪魁，由此而丧失人民信任的南京政府。一旦双方就和平和中国领导人组成问题达成协议，不再采取军事行动。斯大林认为，国民党不会接受上述条件，相反，人民会明白继续内战的罪魁祸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斯大林最后表示，至于我们对南京政府关于调停建议的答复将按照你们的意见的精神做出。
的确如此，苏联方面按照毛泽东意见的精神，拒绝了南京政府要求苏联充当和谈调停人的请求。1949年1月17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转交了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请求其充当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和平谈判调停人的书面复函。复函指出：苏联政府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认为充当上述备忘录中所说的调停人是适宜的。复函最后强调，恢复民主的、爱好和平的中国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而统一的取得主要应通过没有外国干涉的有关方面直接谈判和依靠中国内部的力量。而中共方面也正是采取了照不与国民党大张旗鼓的谈判，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原则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周旋。
三
尽管苏联驻华使馆迁到广州，但这并不意味苏联方面的外交活动仅局限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相反，在北平、天津的苏联总领馆，以及在南京的驻华使馆的留守人员同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的准外交接触。1949年1月31日，就是苏联驻华使馆第一批人员撤到广州之日，共产党的部队通过对北平国民党傅作义军队的40天围攻进入北平。当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同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立即进行了联系。叶剑英和齐赫文斯基通完电话不到半小时，就随即就赶到苏联总领馆。叶剑英在同齐赫文斯基寒暄后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北平被围期间，曾通过自己的内线得到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预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时，在市内挑起针对苏联和美国总领馆全体人员的事端。装扮成本地反共居民的国民党恐怖分子，计划去袭击苏联总领馆的所在地，企图杀害总领馆所有人员和家属。与此同时，由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组成另一组人马，则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制服去袭击美国总领馆，并杀害那里的所有美国人。国民党此举的目的是挑拨苏联和美国交战。因为国民党分子认为，只有挑起这场战争才能挽救其制度。叶剑英最后补充说，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就让特务团进入了完全战斗状态，以便在必要时来援救你们。同时也在市内采取了防止挑衅的措施。对此，齐赫文斯基表示了感谢。此间，齐赫文斯基向叶剑英提出了人民解放军炮兵将一发75毫米的炮弹打到苏联总领馆事件，同时指出了在中共军队围攻北平期间，国民党军阀对苏联居民的粗暴敲诈行径。叶剑英保证立即搜捕抢劫犯，寻找赃物并归还失主。
由于中共政权刚进入北平，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仍保持外交关系，因此莫斯科指示苏联驻北平总领馆暂时停止履行官方职责，仅以个人身份同外界保持接触，但在此期间，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遵照苏联外交部的指示，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接触从未间断。4月中旬，在叶剑英即将赴任南方之前，宴请了齐赫文斯基。叶剑英在告别宴会上毫不怀疑地向齐赫文斯基表示，在南方从国民党政权手中解放后，他将邀请对方到自己的故乡做客，并验证上述看法的正确性。6月17日，联共（布）驻中共代表科瓦廖夫向齐赫文斯基转交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邀请其参加午宴的请柬。参加午宴的还有中共高级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就餐期间，应齐赫文斯基的请求，毛泽东向苏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对本国资产阶级将要采取的政策。毛泽东指出：与十月革命时期俄罗斯有所不同的是，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人，即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同样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地主的压迫，所以应当把资产阶级当作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而不是看作敌人，因而不应排斥资产阶级。当齐赫文斯基提出应如何评价孙中山本人及其活动问题时，毛泽东对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是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遗嘱。除此以外，毛泽东向齐赫文斯基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明确地指出：胜利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强调，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战争，推行我们的政策。胜利终归属于我们的。
1949年4月23日，南京获得解放后，苏联驻华使馆南京留守处人员同样与中共方面保持着密切接触。5月4日，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主任黄华与苏联驻华使馆参赞什巴科夫进行了会面。黄华向什巴科夫介绍了新军事政权对外国人的政策，声明不存在任何驱逐苏联外交代表的可能。同时，黄华向什巴科夫表示了彼此间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愿望。在后来的时间里，黄华与什巴科夫所谈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美、英外交官的活动上。黄华同时向对方通报了有关司徒雷登在美国与中共之间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活动。苏联外交部在命令北平、天津总领馆停止官方活动的同时，同样也指示南京留守人员不要扩大出版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后不要开展积极的活动。在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使馆对中国公民、苏联公民停止开放。到8—9月间，南京市市长粟裕、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以及南京市的各方要员便开始频繁来访苏联驻南京使馆了。
在广州的苏联驻华使馆仍继续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活动。罗申离开广州后，使馆的一切事务公使瓦西科夫负责。1949年的6月间，广东和香港媒体纷纷报道中国政府在将于近日由广州撤离到重庆的消息。为证实这一情况的真实性，瓦西科夫公使求见外交部西亚司司长卜道明，对此事进行确认。6月10日，瓦西科夫在同卜道明的会面中表示，这种传闻通过使馆附近外交部工作人员在收拾和包装各种物品的活动中得到证实。卜道明回答说，他能够通报以下情况，但暂时仍处于保密状态：“政府的确通过了迁至重庆的决定，现在已经向那里搬迁各种政府机构，但最近不可能正式宣布上述信息，这主要取决于军事形势的发展。”卜道明继续通报说：“外交使团撤离的日期有待于外交部在重庆为愿意同时撤离的外国外交官办公室情况的准备而定。” 6月11日，也就是在瓦西科夫同卜道明见面的第二天，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济琛（音）受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委托，向瓦西科夫做出如下通报：“鉴于战线向广州逼近的危险，政府决定将主要部委和行政院迁至重庆。这些机构的撤离已经正式开始，但广州任作为政府所在地保留。政府宣布撤离重庆，只是在军事行动方面对广州造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王济琛强调：“政府正式撤离的准确日期还未决定，主要取决与战争形势的发展。在广州的所有外国代表处将会被通知正式撤到重庆的日期，如同由南京撤到广州一样，外交官撤离的交通工具和在新地点的临时办公用房将有中国政府免费提供。”在谈话结束时，王济琛希望苏联使馆在近期派代表赴重庆，对设馆事宜进行准备。王济琛同时表示，中国外交部方面将权力对苏联使馆的撤离提供帮助。瓦西科夫在向王济琛表示感谢的同时说，他将把通知的内容尽快向莫斯科通报。苏联方面在接到中国外交部通报后，计划派公使瓦西科夫率领部分外交官随同国民党政府前往重庆，只是由于重庆方案未得到实施，苏联驻华使馆也就没有离开广州。
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到广州期间，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在外交上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关系，尽管国民党方面对苏联方面暗地支持中共的做法深感不满，但从未正式提出反对意见。1949年1—2月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进行了解；6—8月间，苏联方面不仅在莫斯科接待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秘密代表团，而且还同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政府签订了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在塔斯社8月1日发表上述公告后，苏联方面的举动令国民党方面感到十分不满，由此向苏联驻华使馆提出抗议照会。8月6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公使瓦西科夫，就上述事件提出抗议。照会指出：上述做法是对1945年8月14日由莫洛托夫和王世杰互换照会的违反。叶公超指出：中国政府从来都是本着维护和加强本条约的上述立场，严格承担条约义务的。叶公超最后请瓦西科夫尽快将照会内容转告苏联政府。瓦西科夫表示，他将马上将照会的内容和部长的口头声明转告莫斯科。苏联方面明知自己理亏，采取了回避问题的办法处理此事，对上述照会一直保持沉默，不予回答。
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苏联在对华政策上的双重性。在此期间，尽管苏联驻华各地总领馆已经停止了在中国内地官方外交活动，但齐赫文斯基作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特邀代表，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仪式。同时，以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正副团长的苏联社会各界代表团也赶到北京参加盛典。在庆典过程中，周恩来助手韩叙走到齐赫文斯基身旁，转告了周恩来请齐氏在接到周恩来急件前，不要离开总领馆去参加政府举办的节日招待会。在齐赫文斯基从天安门广场返回苏联驻北平总领馆后不久，韩叙便携带周恩来的公文赶到。周恩来在的信中写道：“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先生：现通知阁下，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在此封信里我将这篇公告寄给阁下，并希望您能将这份公告转给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必要的。齐赫文斯基在收到周恩来的信函后，立刻用急电将周恩来来信的全文发往莫斯科。10月2日清晨，苏联方面通过电台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的委托，在10月2日发给周恩来的电报照会中写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致本政府本年10月1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后，处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着，故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在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宣布了与阎锡山领导的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方面认为，由于中国发生的事件造成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深邃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组成，位于广州的阎锡山先生的政府已经停止在中国行使权力，并以变成了广东省政府而失去代表中国与外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苏联政府考虑到这些所有情况，认为与广州的外交关系已经断绝，并决定召回自己的驻广州的代表。10月3日，苏联驻华使馆在广州收到苏联政府关于同国民党阎锡山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照会文件。当日，使馆公使瓦西科夫紧急约见国民党广州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转交苏联政府的照会。面对瓦西科夫的来访，叶公超早有准备，因为全世界都已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尽管叶公超没有给瓦西科夫让座，但还是平静而有礼貌的接待了瓦西科夫。瓦西科夫向叶公超宣读了苏联政府照会的内容。叶公超对苏联政府的决定表示了遗憾，但接受了苏方的照会，并表示对此将予以答复。同时，叶公超表示，将为苏联使馆人员及家属转至香港提供帮助。瓦西科夫说，将在最快时间内把苏方的护照转交给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在此期间，外交部领事司早已撤离到台湾，国民党外交部在广州只有与苏联方面有业务往来的西亚司司长卜道明和两三个秘书。
10月4日，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约见瓦西科夫，这也是苏联方面同广州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最后一天。叶公超向对方宣读了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政府照会的答复，指责苏联方面违反1945年条约，对外交关系的破裂应负全部责任。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瓦西科夫同样采取了以往的做法，不发表任何意见。借故苏联已与广州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为由，瓦西科夫拒绝接受国民党政府答复照会，将照会文本放到桌子上。5日，国民党政府的照会刊登在广州的报纸上，苏联方面同国民党政府也由此正式彻底地断绝了外交关系。
虽然叶公超在同瓦西科夫会见中表示，将为苏联使馆人员撤离提供帮助，但在处理具有关苏联使馆人员撤退问题时，使馆的对口单位负责人卜道明却提出，苏联使馆人员撤离应在莫斯科中国外交人员撤离以后，因为国民党驻莫斯科使馆的外交人员不想回到北京，而是想去台湾。卜道明的上述做法并没有影响苏联使馆人员撤离的行程，苏联使馆人员30人，其中包括儿童和家属在广州经历了为期一周足不出户的漫长等待，甚至连生活食品都是由广州当地的俄华后裔，叶夫达季莫夫帮助购买的。1949年10月10日，苏联使馆人员终于等到了离境签证。但英国总领馆以香港当局担心苏联船只在通过珠江口，进入黄埔港的香港泊位时会遭到士兵和海盗的袭击为由，拒绝向苏联使馆人员发放中转香港的签证，因为1949年秋在这一地区曾发生过数起类似事件。苏联外交部通过驻伦敦使馆与英国政府联系，请求迅速发放其使馆人员经由香港的中转签证。苏联政府的请求很快得到英国方面的相应。1949年10月12日，英国驻广州总领馆不但向苏联使馆全体人员发放了外交签证，而且派三辆卡车负责将苏联使馆人员送到广州白云机场，由那里乘飞机到香港，与前来接应的苏朝联合船务公司船只会合。苏联使馆人员在前来接应的船只上等待数天后，经南中国海，向渤海开始了向漫长的航行。途中，由于估计不足，轮船的煤和水等给养发生了短缺。轮船及使馆人员在大连稍事休息后继续前往天津。因为天津港没有能力接纳仅3000吨重量的轮船，所以轮船最后只好停泊在海河出海口6公里处的塘沽新港。在塘沽港，苏联使馆人员直接换乘等在那里的车厢，并于1949年10月30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30天，在经历了近10个月的颠簸后，终于回到了此时已是北京的北平。
此前的10月3日，中苏双方不仅明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苏联外交部任命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新中国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中国外交部任命戈宝权为中国驻苏联大使关参赞兼临时代办。10月5日，苏联政府在征得中国政府正式同意后，任命原驻华大使罗申为特命全权大使，中国政府任命王稼祥为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罗申于10日抵达北京，16日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递交了国书。王稼祥在10月30日抵达莫斯科后，于11月3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递交了国书。由此，苏联与新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式拉开了序幕。
文章出处：《团结报》2003年5月22日